社區工作室在舊紡織廠改造的文創園里。
挑高六米，整面落地窗，陽光潑進來。
周硯在門口等我，手里拿著兩份文件。
“合同。”他遞給我，“一式兩份，中文版。看不懂的地方問我。”
我接過。
，還有周硯的簽名。
“有疑問嗎？”他問。
我指著第三條：“‘居民可參與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字面意思。”他說，“老人可以來畫朵花，孩子可以來涂片葉子。畫壞了算我的，你覆蓋掉就行。”
“為什么？”
“因為藝術不是神壇上的供品。”他說。
“是長在生活里的東西。墻畫好了，是他們每天路過看見的，不是鎖在畫廊里標價六位數的商品。”
我沉默。
“第二條，”他繼續說，“款項直接打給你本人。需要你提供身份證復印件和銀行卡號。今天帶了？”
我從帆布包里掏出身份證——昨天補辦的臨時身份證。還有一張銀行卡，用那兩百塊開的。
周硯接過，看了一眼，沒問。他拿去復印。
回來時，他把原件還給我，復印件夾進合同。
“好了。”他把筆遞過來，“簽嗎？”
我握筆，筆尖懸在簽名處。
“周硯。”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。
“嗯？”
“你不怕我畫不出來？不怕我拿了錢跑掉？不怕我……根本不是什么藝術家？”
他笑了，眼角的細紋像陽光的裂痕。
“許未晞，”他說，“墻上的梧桐是你畫的，雙年展的《靜默生長》是你畫的。你是不是藝術家，不是陸沉舟說了算，也不是我說了算，是畫說了算。”
他頓了頓，聲音放輕。
“至于跑掉——八萬塊錢，買你三個月的創作自由。我覺得很值。”
我看著他。
看著他手里那份沒有任何“乘號”、沒有任何“永久轉讓”的合同。
然后我低頭，在乙方簽名處，寫下：許未晞。
三個字，寫得慢，但穩。
墨水滲進紙纖維，黑色，清晰。